桥津上街遗址，位于新津县五津镇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西北门，小地名林家院子。遗址西侧约500米即是岷江干流金马河。该地曾为新津县治所在地，至今仍有“新津老县城”之称。
自去年9月至今年6月，为配合基础设施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此地开展考古工作。27日，记者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桥津上街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一处汉代“乡里”聚落。聚落中，还发现了成都平原第一个汉代具有商旅用途的房址。此外，桥津上街遗址的发掘，还为确认距该遗址两公里处的宝资山汉代墓葬族属提供了重要线索。
门道处铺设卵石，内发现有三面用筒瓦围起的排水设施和陶灶等，周围散落大量折腹钵、罐、釜等生活用器，另发现有少量纺轮和半两、五铢铜钱。推测该房址为商旅性质的厨房遗迹。
F7出土的折腹钵，里面放置的有五铢铜钱。
遗址全景照。
罕见，汉代乡村遗址
考古现场负责人杨洋介绍，汉代遗址是此次考古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从目前出土的汉代遗迹和遗物来看，此处应为一处较大规模的汉代居址，等级与乡里相匹配。”
目前，桥津上街汉代遗址发现灰坑20余个、灰沟8条、房址9座、卵石堆积4处、水井1口、古河沟和河道5条。遗址主体时代为西汉时期，发现有西汉时期典型陶器如釜形鼎、折腹钵、釜、瓮、凸棱纹盆、甑、卷云纹瓦当，半两和五铢铜钱等。
杨洋说，汉代乡村遗址在四川发现极少，即使全国也不多见。此遗址的发掘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汉代基层聚落不可多得的资料。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聚落分布、经济生业模式、地形地貌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此次发掘，考古工作人员大致理清了该遗址汉代时期空间分布，居住区位于西部和北部，排水沟与东部和南部地势低洼处的河道相连，可推测为经过人为规划，适宜生产生活的乡里聚落。
首现，古人“餐饮店”
在已发掘的2000平方米汉代堆积中，一座名为“F7”的房址布局有些特别。经过考古工作人员清理，这处大约150平米的房址方向为北偏东约45°，门道处有卵石堆积，西侧一边发现有卵石砌筑包边的挡墙。往里走，内部发现有三面用筒瓦围起的排水设施以及一座大约2平方米的陶灶。周围散落了大量折腹钵、罐、釜等生活用器，少量纺轮和半两、五铢铜钱。
“这里出现了几百件钵、罐等生活用具，而普通人家是不需要这么多的。”杨洋说，筒瓦围起来的设施底部，发现了大量的灰烬堆积，并且，整个筒瓦围绕的地方呈西北高、东南低，朝向古河床，利于排水。灶台旁，也出现了许多生活用器。
据此，考古工作人员推测，这处房址不是一般的居住址，应为汉代具有商旅性质的厨房遗址，也就是说，两千年前，这处房址可能是古人下馆子的“餐饮”门市。据介绍，这也是成都平原首次发现汉代商旅性质的遗址。
“以前的汉代遗址中没有发现这类商旅性质遗址，有可能是发掘面积较小，或者遗迹破坏严重。”杨洋说，F7房址得以保存，主要得益于该遗址的汉代地层之上有厚约1米的洪水淤积层，对于汉代堆积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厘清，新津“老县城”
该区域地势平坦、地理环境优越，自汉代以来一直有居民活动，留下了丰富的各历史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杨洋介绍，已发现的唐宋时期遗迹中，发现了排水系统、灰坑、灰沟和房基。排水系统经过精心规划，与南部河道相接，系先挖基槽，然后用石板砌筑，顶部覆盖石板，现大部分已经被晚期人为活动破坏。排水系统围成的台地及周围发现有房基、灰坑等遗迹。发现的唐宋时期大型庭院基址，相关配套建筑设施和大量遗物等为确认新津隋唐县城遗址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明代遗迹有房址，其上叠压的琉璃釉瓦当、兽面纹瓦当、“王”字瓦当等，说明了房屋的较高等级;清代遗迹主要有墓葬，已清理24座;近现代遗迹发现有灰沟，灰坑，发酵池等。
“此次发掘，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历史变迁。”杨洋说，在这里，汉代已经形成一处较大规模的聚落;东汉至六朝时期洪水经常肆虐形成数层淤积土，居民迁离;隋唐时期，新津县城迁至此地;元明时期此处仍有大量居民;清代变为墓葬区;民国时期因五津机场的修建该地再次繁荣起来。
